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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彩票注册_九州彩票登录开户_九州彩票APP_九州彩票:中日战机东海对峙 日军机紧急升空拍照都拍不清

2019-05-14

(原标题:解决存在问题,以点带面推进项目建设)

中国在美留学生面临心理挣扎:学业压力大 不想辜负父母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参考消息网12月1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12日发表作者海伦·高题为《中国人,在美国学习,挣扎》的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2015年秋天,研究生最后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早晨醒来,心怦怦直跳。在讨论课上,我说出来的句子断断续续,同学的声音特别刺耳。

这种焦虑突如其来。我当时已经离开北京的家在美国学习工作了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院的与世隔绝、第二种语言的阅读重负以及距离给我跟北京亲朋的关系造成的压力都开始叠加。

我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忆起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似乎只是一些小小的低潮:错过的课、失眠、突然缺席群体活动、充斥着阴郁形容词的脸书长帖。

2016年有54.45万中国人留学海外。一份更近的报告说,仅美国就有32.9万中国留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个机会是课外花数不清的时间准备美国标准化考试之后取得的成果,意味着从中国无情的教育体系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些胜利也有隐藏的危险。耶鲁大学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称出现抑郁症状,29%的人称有焦虑症状。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因为美国大学里一般人群的抑郁比例和焦虑比例只有13%左右。

中国学生承认在国外生活面临的常见挑战,比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他们也提到学术压力是导致紧张的最常见原因。尽管他们都听说过博雅教育,但还是常常对取得好成绩所需的学习强度感到惊讶。很多中国人只看重成绩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应强调过程分析和批判思维的教育体系。

因此,当呕心沥血记录下来的一堆堆笔记形不成论文提纲,或者历史考试的问题是有关某种假设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牢记在心的资料年表时,帮助中国学生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决心和毅力反而可能加深他们在国外的受挫感。

中国留学生经常提到的一种困难也无助于缓解这种受挫感:那就是难以和学术顾问形成有益的关系。一项研究采访了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的19位中国研究生,试图了解他们的压力来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说到难以与顾问建立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使顾问怀疑他们的智商。有些人承认夜不能寐地琢磨自己沟通时犯下的错误,比如说话时结结巴巴或者给顾问写邮件时用词不当。

这些挑战看起来也许再普通不过,很多挑战美国学生也不陌生。但是,对于从小到大都被灌输学习成绩几乎等于前途和自我价值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些挫折对他们的信心可能打击极大。知识自由的光明前景最后常常带来一种不安感,使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失败。

对于这些学生的大部分来说,失败的代价也并非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绝大多数中国国际生都支付全额学费。一年大概五六万美元的费用是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左右,往往需要工薪家庭倾其所有甚至出卖房产。涉及到唯一的宝贝孩子的未来,家长毫不犹豫地做出那些牺牲;但对于凭良心做事、拼命要达到学术要求的美国大学新生来说,这种重负就像雪崩一样压在身上。

芝加哥的一名中国学生说出了一种流行的意见。她对澎湃新闻说,她经常怀疑,自己的成绩是否对得起工薪族父母在她教育上花的钱。

像这位学生一样的人很难在最近的数据中找到安慰: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9月出台的报告以及智联招聘的数据,80.5%的归国留学生每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约合9927元人民币),平均收入只比内地高校的毕业生略高。

共同的困难使中国学生面临苦恼时彼此寻求帮助。但是,因为中国严重缺少受过良好培训的心理专家,对于不少学生来说,心理治疗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尽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令人警惕,27%的中国学生从来没听说过大学有心理咨询服务,只有4%的学生使用过这些服务。

有些尝试过这些服务的人感觉并不满意。除了长时间的等待和有限的面谈时间,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当语言障碍是压力和顾虑的一个原因,中国学生怎样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当治疗专家可能只尝试过熊猫快餐(经营美国化中式快餐的连锁餐厅),他们如何表达对中国菜的渴望与怀念?

(原标题: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 明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原标题:千禧广场获评“五星级商务楼宇”)九州彩票注册_九州彩票登录开户_九州彩票APP_九州彩票

提升谋划和运作水平,借助筹备2018全国城市设计大会,加大对郑东新区的推介力度,推动相关区域迅速成为国内外资本关注的热点,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条件。

房地产项目方面:

稳步推进全区60个在建房地产项目(总投资近1500亿元)建设,积极有序做好新地块出让工作,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争取2018年房地产项目完成投资240亿元以上。

近日,二七区开展2017年度“感动二七”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宣传典型人物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树立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榜样,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为打造“三个二七”、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丰润道德滋养。记者 景静 通讯员 郭佳星 文/图

康桥华城社区文化建设志愿服务“雷锋团队”

被誉为郑州市“社区教育样板间”

主要奖励

2012年3月,全市第一支“ 关心下一代 工作雷锋团队”

2012年,获评郑州市“市级文明社区”

2013年,康桥华城社区作为郑州市全国文明城市复审工作唯一一个社区迎检点,担负了志愿服务、未成年人教育迎检任务,获得中央文明委的好评

2014年,“康桥学堂”获评当年河南省“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

2015年2月,被授予“郑州市家庭教育实践基地”称号

2015年12月,荣获“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016年1月,荣获河南省“全省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2016年2月,“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2017年11月,首批“全国社区教育联系点”,河南省唯一

康桥华城社区自2009年社区党支部成立起,根据居民群众的文化需求,逐步建立了以“十队一学堂”为组织形式的社区文化建设志愿服务“雷锋团队”。10支志愿服务队是:关心下一代、关爱农民工、邻里互助、文化宣传、小小志愿者、护佑家园、环境保护、文明交通、消防安全、党员义务理发维修等。一学堂是:康桥学堂。

雷锋团队由150余名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农民为主体组成,志愿服务的范围涉及社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社区落实党政各项中心工作的群众队伍。他们提出了“共修上善之德、共建书香人家、共育龙族传人”的文化兴家园的社区教育目标,使社区的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作、社区教育工作、文化建设工作、群团工作、社会治理工作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8年来,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900余次,累计55000小时,受益人群累计10万人次。

雷锋团队开展志愿服务的事迹被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十三套《朝闻天下》栏目同时报道,郑州市各媒体进行组团采访,康桥华城社区被誉为郑州市“社区教育样板间”,康桥志愿服务的经验和做法传播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方秀云

再苦再难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主要荣誉

2010年,方秀云家庭被评为福华街街道和二七区红色家庭

2012年,方秀云被郑州市妇联评为“优秀母亲”

2013年,方秀云被郑州市妇联评为“优秀母亲”

2014年,方秀云被郑州市妇联评为“十佳母亲”

2014年,方秀云家庭被评为郑州市“最美家庭”标兵户

2014年,方秀云家庭被评为河南省“最美家庭”标兵户

2014年,方秀云家庭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2014年,方秀云家庭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评为“第九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017年,方秀云家庭被评为“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方秀云是著名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儿媳。方秀云和丈夫马从云生有三男二女,她39岁时丈夫病逝。她含辛茹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但再苦再难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5个孩子均为铁路系统的普通职工,全部是共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在抗日战争年代,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壮举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在和平年代,将军的后代以朴素的情怀继承将军遗志,用一颗踏实、宁静、火热的心灵,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为祖国的进步和发展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平凡中严格要求,平静中不落后,平常中有责任,平淡中懂知足”正是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人格魅力的最好诠释。

方秀云的小儿子马继民于2005年接受了靖宇县的邀请,带着家人和郑州铁路局领导的支持和信任,来到了杨靖宇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吉林省靖宇县。

到靖宇县工作后,为了不给领导添麻烦,马继民就住在办公室。2006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他策划组织了大型纪念活动“缅怀之旅”,邀请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和抗联英雄的后代重走抗联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马昕

主要奖励

“全国最美家庭”

“全国文明家庭”

“全国幸福家庭”

“全国书香之家”

2017年11月,获全国十佳“最美家乡人”荣誉称号。

2017年10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他的家庭先进事迹进行了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河南省首届“十大中原忠孝人物”

郑州市“十大孝星”

郑州市“十佳家长”

郑州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马昕入伍25年,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荣立1次二等功,6次三等功,39次受到军级以上单位表彰。

2008年6月,他从新疆边防部队交流到郑州工作后,及时将农村父母接到家中照顾,生活上体贴入微。按时为不识字的母亲分药,节假日带他们去景区游玩,并动员兄弟姐妹搬到同一个小区居住。带领全家39口人团结互助、开拓创新、共同发展。

马昕入伍后大部分工资贴补了父母亲邻、孤寡老人和失学儿童,累计达23万元。他多次带头组织公益活动,将因车祸致残的农村女孩冯莹莹接到医院康复治疗,3次发动亲朋好友为她爱心捐款74280元;热心参加小水滴志愿者“捐书助学”活动,结对帮扶二七区长江路社区残疾女孩徐文婷完成学业;与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后代马继志一起参加第十一届樱桃节开幕式,结对樱桃沟爱心企业,共同为“温暖二七”做贡献。

作为河南省“最美家庭宣讲团”成员,马昕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应邀到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和大中小学义务宣讲孝道文化,向社会广泛传递正能量,累计听众达50000余人次。

97岁仍坚持在一线义务坐诊看病

张效房

主要奖励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研成果奖

1981年至1982年,荣获河南省政府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二等奖

1994年,获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

1998年,主编的《眼科学》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眼外伤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1978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

1997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8年,被省政府授予“科技功臣”荣誉称号

2005年,中美眼科学会“金苹果奖”的全国唯一获得者

2015年,被授予全国“最美医生”称号(全国仅10名医生);2016年3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2017年11月,荣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张效房,男,回族,中共党员,1920年出生于河南开封。1945年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

张效房是我国眼内异物研究的奠基人和眼外伤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从医60多年来,他在眼科事业有38项发明和改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世界眼科学的两大贡献之一;他所引进、改进的小切口非乳化白内障手术,连续8年被“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推广应用,并定为规范术式。

至今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3项,国家专利1项,出版专著22部,发表和宣读科技论文248篇,培养眼科硕士、博士后70余人。还在医院创办了英文查房制度,为我国乃至国际眼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学铜二七区推选 2017年度十大感动人物九州彩票注册_九州彩票登录开户_九州彩票APP_九州彩票

本报讯 今年以来,二七区全力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截至12月8日,全区PM2.5年累计浓度68微克/立方米,PM10年累计121微克/立方米,完成优良天数190天,2016年全年共完成优良天数159天,提前完成2017年度优良天数目标任务。记者 景静

(原标题:小区便民设施一应俱全 村民很高兴)部署今后5年残疾人事业奋斗目标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2008年,钟啸伟被疾控中心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医院复查时发现7年前被误诊了。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体检时,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七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待开庭的日子

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热气蒸腾,他有些不适应,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过来拼桌,他赶忙挪动椅子,退到桌子另一头,半个身子悬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指尖还没碰到筷子,又想缩回来,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虚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让人自己拿。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低人一等,“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嫌弃”。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总共48个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记者。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他不会用微信语音,便慢慢打字回复,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

太多媒体找来,电话一天到晚地响,他听说有个功能叫“屏蔽”,专门打电话问人,“啷个叫屏蔽,我不会弄”。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钟啸伟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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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钟啸伟收到的检测报告单上写着:HIV-1抗体阳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钟啸伟的母亲83岁了,前段时间母亲腿受伤了,他每天为母亲做饭。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六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

那次,母亲哭了,他也哭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多活几年,可以帮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感染证明,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们,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开具的检测结果显示,钟啸伟HIV抗体阴性。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区疾控中心咨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不信,“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按照华西医院的抽血位置,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采血成功了,结果显示,HIV抗体仍为阴性。

至此,钟啸伟彻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把自己的血搞错了,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张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曾接受过澎湃新闻的采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

至于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了送检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开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医疗界人士建议,疾控中心有必要对钟啸伟2008年送检的血样做一份DNA鉴定,事情会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样到底是谁的,以及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感觉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样和别人的血样搞错了,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检测结果,以为自己没有患艾滋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还传染了很多人”。

男子被艾滋7年:至今觉得低人一等 怕被人嫌弃

钟啸伟五兄妹和堂姐的合影,左下为钟啸伟。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讨个说法”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啸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过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不属于医疗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师私下和他说,“你让我给你代理这件事,不过你要给我付费,先拿出一万块钱来,我帮你打官司”。

他没有钱,唯一能帮衬他的母亲也拿不出一万块钱。一次,母亲在四川电视台看到有求助热线,记下来,让他打电话试试。

今年2月,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播放了钟啸伟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来找他,却也没了下文。

王素珍觉得,钟啸伟现在的模样,像极了小时候,“我下班回来,看他佝着脖子,把头埋进衣领里,缩在那里,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负了”。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啸伟,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的“说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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